职业教育社会心理是指社会公众关于职业教育的整体认知与态度。社会心理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社会心理是由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趋势形塑的，并受传统文化、公共权威、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过程和方式产生影响，即社会公众在见证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通过一定的表达机制反映其利益需求，为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价值分配提供依据”。

—言以蔽之，职业教育通过受教育者知识与技能的提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在见证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对职业教育从误解到有所了解再到有深入的理解。但当前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公众对其的认知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偏差，关于职业教育地位的观念非常顽固地存在于社会心理之中。事实上，不仅是我国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自由教育的势利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上。他继而问道：为什么一种狭窄的、专门化的教育其地位就低于一种广博的教育？在20世纪仍然有些人继续坚持古老的文化与职业二元论。在他们看来，技术教育的地位不仅低于人文科学，甚至低于自然科学。

（一）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传统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重功名”的传统，在衡量一个人成就的观念中，人们看重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儒家文化更是形成了把某些学业上的选择和某一社会阶层联系起来的心理模式。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增广贤文》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等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后，“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对这种观念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忠臣孝子等常被尊崇，而若干艺能、实业、功业等反被讥为雕虫小技。在人们的眼里，士通常与“道”相连，而农工商则与“术”相连，培养这种“术”的活动即是近现代社会中的职业教育。

（二）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变迁

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群人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在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虽为人知，但由于其乃一新事物，既无实践准备，更乏理论基础，以致人们对之不仅不了解，甚至有偏见和误解。因此，有研究者主张“从心理上着想，对职业教育进行改造，加强心理建设从而使职业教育发展”。

我国推行职业教育，始终有重重困难。除工商业不发达外，“人心”因素实为主因。职业教育虽不断受到教育界之重视，然而却始终为社会大众所看轻，故心理上始终不能为人所乐从。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先生曾言，“我国向来贵士而贱工，学生毕业后有为工者，人必以为降格”“数向各方面提倡，乃有学生反对，家族不赞成之困难”“将不适宜之习惯渐渐变更，殊非提倡职业教育不可也”。故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便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

（三）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的社会心理受收入、地位、职业声望等具体因素或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国人的职业教育社会心理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一方面，由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社会对职业教育充满了期望，职业教育发展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与现实舆论的影响，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不认可，对发展职业教育信心不足。于是职业教育遭遇到认识与行动的双重不平等——显性的不平等和隐性的不平等。如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最初的不平等，在职业教育阶段首先表现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各阶层人数比例不均，在选择专业方面也受到限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没有将其特点全部表征出来，其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也是最薄弱的环节，处于边缘地位。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末流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折射出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焦虑，这与西方讲究“职业平等”“人格独立尊严”之多元化社会的心理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社会心理与现代职业教育的作用与互动

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生态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地位反过来对职业教育社会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又构成和强化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心理及行为制约。也即是说，当人们这样想和这样做的时候，再次强化了对职业教育的深层焦虑和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而这种社会心理背后可能是更宏大的、能反映更广阔的社会过程和背景的稳定结构，这些稳定结构又会制约社会心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过程，形成并强化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性制约。职业教育所引发的各种解释芜杂不清，评论彼此对立，反应矛盾不一。可以说，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是零敲碎打的，甚至是断章取义的。

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认同普通教育而轻视职业教育，并且这种厚此薄彼的观念也体现在教育选择行为的差异中，人们从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一种选择的结果。具体到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过去在社会心理方面的不利变成了今天它在教育当中的被动，使职业教育陷入了认识与行动的双重“恶性循环”。职业教育沦为被一次选择筛选后被淘汰者的“放逐地”和“避难所”，职业教育将其当做一种宿命来看待和承受。这种宿命表面上与社会不平等无关，实际上对后者起着促进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似乎对职业教育的这种尴尬状况司空见惯，乃至自觉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职业教育，这种情形甚至可能演变成为一个理论上难以言说和实践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研究者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认知成本为切入点，对基于认知形成的特定职业教育社会心理进行分析，表明由于对于生产、服务类职业的轻蔑，对于低层职业的漠视和鄙薄，直到今天，依然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然而，旧的价值规范体系已经失却原有效用，但新的价值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因为这种社会心理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引导改变和更新旧的职业教育价值信念面临着重重困难。

（二）社会心理与职业教育现代化

我国社会用人制度中学历主义和攀比文化依然盛行，由此造成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人才观、质量观和学生观等方面存在认识误区。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分野的情况下，这影响着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态度，这种态度进而决定着他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通常这种选择缺乏积极的动机，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轻视职业教育，这导致传统社会心理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出现了断裂与冲突。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紧密相连。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现代化过程以及与之牵连的一切社会要素，是我们讨论现代处境中的所有社会构造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社会及社会心理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社会转型对于社会及社会心理都是一场革命，教育体制变革与教育结构调整共同构成了社会心理变迁的社会背景。因此，要想找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线索，我们就必须对公众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简言之，即探讨社会对职业教育怎么看和职业教育对自身有怎样的意识以及怎么办的问题。当前，我们无力改变职业教育边缘化这样一种现状，但如果我们能力图从这些茫无头绪的社会心理中理出些许职业教育发展的线索来，以便深入了解和把握公众对职业教育的精神状况或社会心理，引导这种社会心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对于求解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将不无裨益。

社会期望、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职业教育施加了难以抗拒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又必须与职业教育机构能获得的资源及其承担的使命等现实问题相协调。可以说，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协调这两个过程并且能够使它们有效完成办学目标的。社会心理在本质上是指向政策的，这在我们这个仍保持相当传统惯性思维的国家中，一直是敏感和复杂的。我国职业教育还处于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策科学试图通过探讨价值的涵义，协调、优化和信奉价值的行为基础，帮助决策者进行价值观的选择。这些讨论涉及到职业教育新旧模式的“断裂”，从中折射出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嬗变，而对这些意义的解释又影响到我们从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获得的意识。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的背景下，应从社会心理网络及其主体间的互动来观察和解释各种社会力量——政府、学校、企业、媒体和民众之间交汇的复杂关系。

1.  职业教育社会心理无论是对于公众构建职业教育知识体系，还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当前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进程中，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更是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从法与术的层面讨论和解决影响、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尚需要从道与德的层面修复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不良社会心理，转换思维，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舆论氛围就成了职业教育发展及其职能彰显的必要条件。为此，需要改革职业教育的生态、姿态与心态，解决由于人们对职业教育心理排斥导致选择和行为排斥的问题，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社会心理支持体系。

2.  教育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在“公众认为是正确的”。谁选择职业教育？为什么选择职业教育？这均在一定的社会后果中表现出来，诸如地位、金钱、权力、荣誉等等。相比较学科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几乎谈不上认识论的进步，并存在着很多混乱。因而，职业教育总是处于一种深层的危机之中。为了将职业教育从这种令人不快的混乱和危机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对职业教育社会心理进行研究与反思。职业教育要走近社会公众，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价值回馈走进公众，使职业教育发展能与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并使这种共识在人们的心里扎根。

3. 社会心态常常造成一种教育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它往往在某些转型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得不到充足的社会支持，职业教育成为边缘角色和弱势群体，这个事实也证明职业教育还有许多社会心理和文化障碍要克服。当然，这一转变是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为前提的。转型是条件变化和累积的结果。社会心理通过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变化，揭示出这些社会变化中存在的控制形式、阻滞因素、反常效应和各种会削弱行动者行动能力的文化模式，同时呼吁社会生活发生可控的改变。“反常效应”从本质上可以说是在认知领域提出了一项规划，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教育领域决策的合理性。

（二）建议

通过对职业教育与社会心理关系的分析，我们期望消解社会心理恶性循环对职业教育发展所带来的阻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要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理论的共同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这既是一种世界观，即在研究中重视具体实例，也是一种方法论，即注重概括的方法，通过与社群互动提出改进机制。

1. 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指出，社会学必须努力提高行动者的意识水平，促进新的社会运动的诞生。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学家应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既要提高行动者的认知水平，也要直接介入行动者的行动；不能局限于测量和观察事物，还要尽量看清社会行动者本身是如何构成的，看清当社会行动者和社会运动的思维都属于旧的意识范畴之时，旧世界是如何孕育出一个新世界的。

2. 构建职业教育社会心理支持体系

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生存问题，而高等职业教育则面临着发展问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教师的道与德》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掌握着关于重要问题的专门知识，他就会受到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并不是这位知识的拥有者所刻意追求的结果。当精益制造和品质管理逐渐深入人心，这就是“工匠精神”。正如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栏目播出的那些故事一般，能使职业教育真正抵达家庭、触动心灵，以期望状态论这种比较成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型将职业教育社会心理引向美好的未来。要使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最美精神等充分在社会中生长，受人欢迎并得到人们的爱戴。

3. 重塑职业教育特色

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就是重塑职业教育特色的过程，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重建过程。这样，职业平等思想才能真正落实到民众生活中，凝聚社会共识，理清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与方向，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说服的方式而非强制推进的手段引导公众转变思维，从而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条件。社会心理的转变通常有两种开启（lighton）模式，其中一种是按钮模式，一种是旋钮模式。前一种模式直接，后一种模式稳妥，易为人们接受。根据社会心理的急变、缓变、渐变，配合相应的政策变迁，有效的政策并不必然有效作用于实践，也不必然有相应的理论支撑。

（三）研究深化

从对职业教育社会心理变迁的分析来看，这种心理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那么稳固，甚至有些部分已经逐渐瓦解。由于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通过对职业教育社会心理“陈规陋习”进行反思与批判，努力实现“移风易俗”。当然，这种价值转变相当困难，需要依靠内心信念与公共权威的合力驱动。从事职业教育需要理想主义，100多年前的1917年，黄炎培等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带着从职业教育入手改造中国教育的理想，联合众人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执着的行动。我们需要有目的地引导社会心理，使人们能正确看待职业教育，解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困惑，让职业教育更有尊严，更受人尊重。

在职业教育现代转型中，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传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专题研究。首先，理解和解释职业教育社会心理嬗变的意义，揭示这种变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深刻的理论阐述以及本土定向的实证研究，增强理论自觉性和实践解释力。社会心理的转变要满足激励相容性，尽可能让大多数学生和家长从职业教育现代转型中获益，增加其认同感和参与度。其次，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强化了个案研究的重要性。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即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过程。最后，将职业教育发展向改革开放中期甚至初期做进一步的推展，并将这一立论内核即社会心理转变在职业教育现代转型居于的重要地位确立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作用力。只有当这些文化转化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日常伦理实践时，我们才会称这个社会为某文化的社会。社会心理传递者通过生成信息源传递信息，施加社会影响，由于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进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于这一点，相信公众会做出认可，时间会做出判断，实践会进行检验。

（作者：陈正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研究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本文摘自《江苏高职教育》2022年第1期31-37页，原文约9100字，本篇有删减）